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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民国 呼唤艺术理性投资与开放环境

回看民国 呼唤艺术理性投资与开放环境 民国的艺术市场究竟是怎样的?上海作为民国艺术市场的中心，有着怎样的面貌?关于民国艺术市场的研究对当今的上海艺术市场又有何启示?一直从事民国艺术市场研究的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美术学院教授罗宏才日前在接受《东方早报 艺术评论》专访时表示，民国时期的 理性投资 和 自由开放的环境 是当下急需找回的。 去年底到今年3月，在一代收藏大家庞莱臣诞辰150周年、吴湖帆诞辰120周年之际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也让民国艺术鉴藏和市场再一次走入人们视线。民国时期有着一批声名显赫的收藏大家，他们不仅拥有丰厚的财力，更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非凡的眼力，也由此成就了民国艺术市场颇为浓厚的人文氛围，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那么，民国的艺术市场究竟是怎样的?从何发展而来，有着怎样的特色?上海作为民国艺术市场的中心，有着怎样的面貌?民国时期又曾发生过怎样的文物流失?眼下，国内关于民国艺术市场的研究状况如何，对当今的上海艺术市场又有何启示?为此，《东方早报 艺术评论》(以下简称 艺术评论 )专门走访了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罗宏才。上海大学是全国率先进行中国艺术市场史研究的科研机构。多年来，由罗宏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艺术市场史研究》课题组对于民国艺术市场及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谈到民国艺术市场之于当今的意义时，罗宏才表示，民国时期的 理性投资 和 自由开放的环境 是我们急需找回的。 世家贤达、人文氛围 绘就艺术市场底色 艺术评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民间收藏风气日盛，造就了一批声名卓着的鉴藏家，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收藏，且精于鉴赏，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能否说正是这些有见地的藏家，造就了民国人文氛围浓厚的艺术市场? 罗宏才：民国时期和清代收藏家之间有个衔接而这类事件通常都带有“政治意图”。[1][2][3][4][5]下一页尾页英国国防部称，这个衔接就是以传统金石考据为主的收藏。从乾嘉以来到清代同光时期，出现诸多注重金石考据的收藏家，并影响到民国。 民国时期，旧的满清官吏、世家大族虽然受到冲击，但很多世家大族后代也平稳过渡。这些世家大族的后代，如罗振玉、王国维、吴湖帆、张伯驹、钱镜塘、叶恭绰、庞莱臣、谭敬、章珩等，构成了新的收藏家群体。这些名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受清末金石考据传统的影响，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与精湛的品鉴能力，在进入民国以后在新环境的熏陶下，在收藏意识、收藏主题、收藏方式、收藏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 民国艺术市场分成北京、上海南北两个板块，以上海市场最为集中、自由、信息快捷。 这一时期南北两个板块收藏家的经济实力、鉴赏眼光，形成了民国时期人文氛围浓厚的艺术市场，尤其是集中体现在上海。当然北京地区有张伯驹、袁寒云、姚茫父、周肇祥等一大批收藏家，但北京的市场主要活跃在1928年之前，南京政府成立后收藏力量便衰弱了。 但上海地区一直势力不弱，尤其是跟南方世家之间密切关联的人，比如吴湖帆、庞莱臣、张珩、张大千、钱镜塘都是如此。上海当时艺术市场的发展和上海城市的新环境、特色、地位造就了这批人物，这批人势力强、眼力好，出现集中。市场孕育了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影响了市场，成就了1911至1937年之间上海在中国艺术市场的特殊的地位。 艺术评论：你认为民国艺术市场有那些特点? 罗宏才：民国艺术市场在结构、规模、布局、机制等方面，具有以下5个主要特点： 第一，相比清末，民国时期艺术市场规模进一步增大，结构进一步扩展。 民国艺术市场尽管规模、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承袭前代流韵，依附寺观庙宇主体而衍生、扩展的基本属性却仍然存在。 换言之，中国传统的艺术市场是依托于庙会市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庙会是中国传统市集形式之一，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中国人依托 庙 这一物理空间进行宗教活动，并在满足祭祀神灵诉求的同时，逐渐开展娱乐、买卖等多元活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庙会文化。人群聚集于庙会，百物得以买卖，各类专业市场孕育而生，其中就有专注于艺术品买卖的艺术市场。例如北京城隍庙、隆福寺、护国寺，开封大相国寺，杭州昭庆寺，以及后来的南京夫子庙，杭州吴山庙会，上海城隍庙等，都是按照此类模式发展起来的。即使现在，各地诸多古玩市场在场域设定时，仍保留此类历史流韵的踪迹。 民国时期艺术市场基本延续前代依托庙会发展的模式。不同的是，因城市规模、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庙会市场大小各异，艺术市场也各不相同。 突出者为迅速崛起的上海艺术市场。在承袭庙会传统，围绕城隍庙、豫园的主体市场外，逐渐衍生出依附租界、融入拍卖等新市场形式的特质。 另外，民国时期随着中国传统艺术品金融业务的开展，银行业、典当业等金融主体开始介入艺术品市场。银行主要利用自身资金、信誉承担艺术品抵押贷款、艺术品保管、艺术品买卖等多项业务，这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盐业银行、四行储蓄会、美丰银行在内的各类公、私办银行。银行的介入，典当的存在，古玩店规模的扩大，专题拍卖的出现，后期还有展览会的兴盛等待非典过去了就能赚钱，使民国时期艺术市场结构扩展、规模增大。 规模增大的原因是消费群体规模、性质的改变。清代末年艺术品消费主体是官吏、世家大族、少数外国人。民国则是新的官僚阶层、新的富人阶层、新的知识群体与呈增量趋势，携带不同背景、目的的来华外国人群体。以北京为例，艺术品消费系统中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周肇祥、余绍宋、鲁迅，来华北京外国人系列中，文化商人阶层如日本的山本悌二郎、伊藤为雄、田中庆太郎、小原荣次郎，美国的劳伦斯 希克曼(Laurence Sickman);外交官系统如法国杜柏秋、日本须磨弥吉郎等。应该说，上述各色人等构成民国艺术品市场重要消费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