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周航打工文学的再思考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打工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它经历过原生态的存在与发展，呈现出一个从被忽略与边缘化到逐渐被重视并研究的客观过 程。当它重新被发现，其意义就因这种“发现”而被赋予某种独特的意义，就有了人文价值与美学衡量。如果这个念头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随之我们难免要问，它 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的？它诞生之后经历过怎样的命运？它与其他品种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有何异同？初识它的人是伫足凝视还是擦肩而过？等等。它的存在已成事 实，它的令人注目也已摆在眼前，在这样的前提下，评论界对它的存在采取何种态度将成为评估它存在或存在过？的价值的关键。作为中国当代一种精神支流的 文化与文学现象，它终究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传承性与影响力。如果它仍然在生长的过程中，作为批评者就更没理由弃之而不顾。退一步讲，即使它已成昨日黄花， 可对之重新梳理与研究也具有相当的价值，必为日后研究20世纪末至今20余年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历程中的精神与文化史的考察提供重要文本资源。

诚然，“打工文学”本身命名的合理性仍存在诸多争议。但这并不是关键，命名只是确立一个符号。符号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符号之下的现象及其可 能生成的意义。所以，评论界不必停留在命名问题上争执不休。姑且就叫它“打工文学”又如何？有些学院派“正统”或主流的批评家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不屑一 顾。他们关注的是所谓的学术含金量，痴迷于少数重点作家作品的炒来炒去，青睐从故纸堆中淘出无数的现成文字并去堆砌学术的象牙塔，而对眼下的文学与文化现 象漠然视之。其理由大概是认为“打工文学”的研究没有历史距离感，只会停留在表层吵吵嚷嚷，甚至认为这一研究是在给那些“卑贱者”的文学发放通行证，是在 给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盲流们”进城务工人员树碑立传，或者是指责研究者容忍将数以千万计“卑贱者”们的生活写照去践踏优雅的文学殿堂。明眼 人可能明白，现在的学术风气挟持了大多数学院派研究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逃离现实、脱中国商业联合会与台湾商业总会于2012年5月14日在江苏昆山与2012中国零售商大会同期举办以 新起点、新契机、共建两岸流通大市场 为主题的 第二届海峡两岸服务业论坛 。这是两会继2011年5月成功地在台北举办了 第一届海峡两岸服务业论坛 后离社会、缺乏社会感的表现，再说明白一点，是担心对自身的学 术建构不利。因为去研究有待争议意有所指。他简单的就是说蔡英文你自己是不是有家人也在大陆做生意甚至是身份不明的一种文学与文化现象，将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并难以认定为研究者的学术成果。这或许是另一种“高贵 意识”与“卑贱意识”的争锋吧，说到底，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是一种缺乏开创勇气与学术短视的行为。

“打工文学”研究者也需要必要的反思。其本身的不成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有“打工文学”自身复杂性的一面，同时，也呈现出此方面研究捉襟见 肘的窘态。比如，对“打工文学”的界定至今都难成定论。只要是打工者写的就是“打工文学”？只要是写打工者的就是“打工文学”？现在就是一个“打工”时 代，那么一切与此相关的文学都是“打工文学”了？含混之余的结果是，“打工文学”要么不被重视，要么将它泛化到无边无际的地步，要么是从不重视到区域性、 时段性的重视，总之是一种不痛不痒的游离摇摆状态。中国新时期以来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思潮更迭频繁，去明确界定“打工文学”确实存在一定困 难，但这是研究的起点，马虎不得。如果一味地只是在做界定的外围工作，“打工文学”的研究终难取得进展。这一弊端已成为“打工文学”研究的一种阻碍，值得 深思。同时，这种界定工作也有迫不及待要给“打工文学”作文学史定位的急功近利的嫌疑。

从而，“打工文学”及其研究要么被手执话语权柄的主流批评界所鄙弃，要么成为那些鼓捣“打工文学”者们的自唱自戏的寂寞自恋。平心而论，主流批 评对“打工文学”现象的忽视，确实是一种缺乏才气与勇气的表现；另一面，随着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文学日益边缘化也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主流文 坛的地位都面临着尴尬的处境，那么打工文学又何必急欲登堂入室以求写进文学史呢？所以，笔者认为，主流批评界的话语释放与“打工文学”文学史定位都还有待 去做更为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打工文学”研究方兴未艾。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打工”的研究，对其中“文学”的关注却大有憾缺。大多数研究只是将之置于社会转 型背景之下，对其进行相关社会学、人类学层面的考察，并理所当然地以文化研究作为切入点与视角，从而对“打工文学”作宏观的审视。这种研究本身就含有对 “打工文学”的几分否定。所以，如果真要确立“打工文学”的文学史地位，超越目前“打工文学”研究的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视角的层面则是当务之急。这不仅 需要批评家们对“打工文学”的文学性做足关注与努力，在理论上正确引导“打工文学”的良性发展，还需要“打工文学”作家们自身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的跟 进。一句话，就是要努力提高“打工文学”文学性的开掘与审美特质的探求。无论是“打工文学”作家还是“打工文学”研究者，必须反思“打工文学”，不要带着 “席勒式”的眼光来要求与看待“打工文学”。研究到位的最终结果是，“打工文学”将会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品种，而不仅仅被看做社会学研究的旁门文本；“打 工文学”中的人物也不会莫名成为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他者”形象。以后的研究，如果偏重“文学性”而不是一味紧盯“打工”，那么“打工文学”或许会有另一 番前途，也不至于沦为众口一词的中国转型期的“底层”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