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快乐广东模式儒家式现代秩序依依不舍

关于广东模式，学界多有论说。一般认为，广东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较多的市场机制、社会自治、改革精神。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姚中秋近日发表题为《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 广东模式之文化解读》的文章提出，广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广东历届领导人积极地推进改革开放，具有改革精神。

广东改革精神从何而来，原点在哪?作者以为，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在于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对广东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应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

儒家文化的内化与扩展

文章所说的 文化 ，小鸡受到惊吓后全部向一个墙角扎堆奔去即儒家文化，是春秋时期孔子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 仁 ，并包括被人们普遍信奉的儒家价值，及这些价值所塑造、维持的种种制度，这些价值和制度创造与维持着特定的社会秩序，即 儒家式秩序 。

追溯华夏文明，最早形成于北方，尧、舜、禹之活动中心均在今晋东南。春秋时期，伴随着楚、吴之华夏化，华夏文明扩展到长江流域，并由此向南扩展。其中，战乱，包括汉末三国、晋末之乱、五胡乱华，以及唐末、五代大乱等，推动了人口向南大迁移。

作者认为，在此迁移过程中，本来处于华夏文明边缘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儒家化程度反而一跃成为当时最高者。他们扎下根，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在此过程中，儒家士君子依靠自己的德行、治理技艺和资源，把分散的庶民组织起来，生产和分配公共品。作者由此初步得出一个基本命题：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组织。

为了生存，儒家士君子必然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其组织化，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强化儒家文化对人群的渗透与支配我们要善于抓住重点程度。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在南方的繁荣，不仅仅因为北方儒家之迁入，也因为这里形成了儒家文化内在的深化、扩展机制。

礼俗规范体现儒家价值

广东模式时常被人提到改革精神。然而，改革精神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广东官、民均具有较强改革精神?

作者认为，广东保存较多的儒家文化，它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对官员的约束，其实是广东官员群体中改革精神的文化 社会源头。这个改革精神不是新生的，也不是某个人带来的，而是广东的文化 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作者说，至关重要的是，广东传统社会中，私有产权之界定与保护，以及与市场交易有关的种种制度，不是由正式的法律规范的，而是由地方性礼俗规范的。而礼俗规范的内核体现的正是儒家价值。

由此，作者得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地方，市场秩序必然最为健全。比如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

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儒家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秩序越健全，财富生产效率越高，社会越富裕。

作者认为，在这层意义上，改革精神就是回归精神，这种精神是内生的，是由当地的文化、民情所决定的。

文化与文明的自觉

遍观全国，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最为可取的：现代化是在既有的儒家价值、制度的包裹下进行的，这些价值和制度大大降低了这些地方的交易成本，因而，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并且增长的财富主要被民众所分享。而这些财富反过来也支持了社会秩序，而不是撕裂社会。

也因此，作者认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并未伴随社会解体与社会失序，由此而形成了 儒家式现代秩序 。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也正在于此，即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儒家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正如孔子所说的，于 因 中有所 损 、 益 ，全盘重建只能是全盘破坏，而不可能有建设。

所以，构想广东之未来必须具有这样的视野，必须具有面向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文化与文明自觉和感。

作者说，思考广东的未来，当从文明演进的内部视角思考问题，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广东的优势本来就不在于其速度，而在于其工业化、城镇化的合理模式，在于其比较健全的社会秩序，概括而言，在于现代化模式的健全性。

而这也恰是广东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秩序更健全的同时，以推动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成熟和扩展。